山根辰雄是東京某大學的法制史教師，同時也在另外兩所大學講學。

山根之所以對東洋史十分關(guān)心，當然是因為日本的古代法制與中國的古代制度有著密切關(guān)系。也因為這樣，法制史學者大都精通東洋史。

其他學者幾乎都從漢語典籍展開研究，山根的研究視角則略有不同。他關(guān)注的是外國的東洋研究。正如學術(shù)世界的其他領域，如果只進行常規(guī)研究，只會被埋沒在先行研究之下，無法引來關(guān)注。換言之，瞄準盲點會產(chǎn)生更大效果。但山根的情況可以說是：由于略微偏離常規(guī)，因此有趣得多。外國的東洋研究文獻中，當屬與中國領土接壤的蘇聯(lián)的研究書籍最有特色。英法兩國也有許多東洋史書，但就特殊性而言，盡管總體“相對落后”，還是俄羅斯帝國時代的文獻尤為突出。眾所周知，《漢書》和《魏志》中出現(xiàn)的“西域”匈奴、烏孫、康居、大宛、奄蔡等國都位于現(xiàn)在的中國西北和蘇聯(lián)境內(nèi)，這一地緣傳統(tǒng)經(jīng)常出現(xiàn)在十九世紀俄國的東洋研究中。

山根早在五六年前便頻繁光顧舊書店，四處搜羅俄國的東洋研究書籍，但是這類書籍數(shù)量非常少。因為英、法語書籍尚且有人能翻看，俄語書籍就很少進入日本了。山根自身因為父親曾在外務省擔任俄語翻譯，在接受父親教導的同時也展開了自學，因此能夠讀寫俄語。就連俄國的東洋研究，也是他看過父親從外務省帶回來的無用書籍資料后產(chǎn)生了興趣。

山根時常到橫濱或神戶這類地方去搜羅舊書，但在東京發(fā)現(xiàn)了印有“FUKURA”藏書印的書，后來也不時能遇到。那個藏書印就像把西方藏書票做成了日本式的木版印，橢圓形的外框中刻有羅馬字，裝飾物只有上下兩處空位的星紋。由于橢圓形的線條和中間的文字都歪歪扭扭，還存在斷裂之處，故一眼就能看出這是外行人的手刻章。不過，這種稚拙倒也散發(fā)著奇妙的雅趣。朱印的顏色并不算舊?！癋UKURA”這個姓氏有點罕見，是否應寫作福浦或福良呢？

蓋有藏書印的俄國東洋研究書籍主要有俄羅斯帝國考古學協(xié)會東洋支部刊物、俄羅斯帝國學士院報、東洋學論叢、莫斯科地理學協(xié)會刊物，同時他還找到了《喀山市定居異教徒志》《第一次中亞旅行記：從伊寧翻越天山前往羅布泊》《第四次中亞旅行記：從恰克圖行至黃河水源，穿越西藏北境》這種探險紀實。而且出版時間都在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二年。

遺憾的是，這些書不夠集中。這并不是指這些書散落在各個不同的舊書店里，而是原來的藏書人顯然沒有成套收集到這些書。山根在收集印有“FUKURA”藏書印的書過程中，漸漸對這個人產(chǎn)生了好奇。他把自己的好奇心與森鷗外創(chuàng)作《澀江抽齋》的動機進行了比較。森鷗外在收集武鑒的過程中，不時碰到弘前醫(yī)官澀江藏書記這個朱印，便對不曾相識的抽齋產(chǎn)生了好奇。山根雖然不是小說家，但同樣對這位前人同好產(chǎn)生了親近感。
于是，山根決定去神田那家擁有最多“FUKURA”舊藏書（雖然也只是十本左右）的外國圖書舊書店“海辭堂”，找老板詢問書的來歷。

老板說，“FUKURA”這個姓氏寫作“深良”，住在港區(qū)南麻布五丁目一座大房子里?？墒?，這些書的所有人已經(jīng)去世了，所以家人才會將他的藏書整理變賣，只可惜都是俄語，不怎么賣得出去。于是，老板便把書分給了專門出售東洋史著作的同行，然而書在他們那里也只能夾在漢語典籍中蒙灰。如此一來，山根總算明白自己為何會從各處的舊書店買到那么兩三本“FUKURA”藏書了。